所以讽刺小说虽然与理想小说表面相反,其精神却是一致,不过正负不同罢了。
在技工上,因为类型描写的缘故,也有一种相似的夸张的倾向,虽不能说是好处,但也是不可免的事实。
理想家与讽刺家都着眼于人生的善或恶的一方面,将同类的事物积累起来,放大起来,再把它复写在纸上,所以它的结果是一幅人生的善或恶的扩大图。
作成人生的“实物大”
的绘图,在善人里表出恶的余烬,在恶人里表出善的微光,只有真正伟大的写实家才能做到,不是常人所能企及,不然这容易流入于感伤主义的小说,正如人家讲中和的容易变为调停派一样。
所以不是因袭的讽刺文学也自有其独特的作用,而以在有如现在中国一般的昏迷的社会里为尤甚。
《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它多是“反语”
,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
。
中国近代小说只有《镜花缘》与《儒林外史》的一小部分略略有点相近,《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多是热骂,性质很不相同,虽然这些也是属于讽刺小说范围之内的。
《阿q正传》的笔法的来源,据我们所知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里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响。
果戈里的《外套》和《狂人日记》,显克微支的《炭画》和《酋长》等,森鸥外的《沉默之塔》,都已经译成汉文,只就这几篇参看起来,也可以得到多少痕迹,夏目漱石的影响则在他的充满反语的杰作小说《我是猫》。
但是国民性实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是,对于斯拉夫民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分而没有那“笑中的泪”
,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
。
这一句话我相信可以当作它的褒词,但一面就当作它的贬词去看也未始不可。
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这个结果便造成了“山灵的讽刺”
(satyricsatire),在这一点上却与“英国狂生”
斯威夫德有点相近。
这个倾向在《狂人日记》里—我在这里不得不顺便声明,著者巴人与鲁迅本来是一个人,—也很明显,不过现在更为浓密罢了。
这样的冷空气或者于许多人的蔷薇色的心上给予一种不愉快的感触,但我的私见以为也是不可少的,至少在中国现代的社会里。
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
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
沈雁冰先生在《小说月报》上说,“阿q这人要在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
这话说得很对。
果戈里的小说《死魂灵》里的主人公契契珂夫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寻到一个旅行收买死农奴的契契珂夫,但在种种投机的实业家中间可以见到契契珂夫的影子,如克鲁泡金所说。
不过其间有这一个差别,契契珂夫是一个“不朽的国际的类型”
,阿q却是一个民族中的类型。
他像希腊神话里“众赐”
(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
上的规则,包括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提炼精粹,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
,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的最大的病根。
总之这篇小说的艺术无论如何幼稚,但著者肯那样老实不客气的表示他的憎恶,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服苦药,我想它的存在也并不是无意义的。
只是著者本意似乎想把阿q好好的骂一顿,做到临了却使人觉得在未庄里阿q还是唯一可爱的人物,比别人还要正直些,所以终于被“正法”
了,正如托尔斯泰批评契诃夫的小说《可爱的人》时所说,他想撞倒阿q,将注意力集中于他,却反将他扶了起来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著者失败的地方。
至于或者以为讽刺过分,“有伤真实”
,我并不觉得如此,因为世上往往“事实奇于小说”
,就是在我灰色的故乡里,我也亲见到这一类脚色的活模型,其中还有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桂,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
一九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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