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没有了相权的制约，朝中大小事务都得由皇帝亲自审阅处理。
朱元璋是全能选手，吃苦耐劳。
但是到了明成祖朱棣这，实在是干不动了。
于是，朱棣设置了内阁大学士，帮助处理朝政。
一开始，内阁大学士只是来协助做一些文墨工作。
具体职责是帮助皇帝阅看各机关送来的章奏和执行封驳的工作，根据皇帝的意图草拟处理意见等等。
而后来，朱棣选用了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等人为内阁大学士，对他们放手重用，在诸如有关和战、立储、用人、征调或赋役等重大军国政务上，都征求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参与论议国家的核心机密。
永乐年间，内阁学士虽仅为正五品，却常参与重大政务研讨，甚至在御前审议六部要政，影响深远。
其实际作用远超品秩所限，成为皇帝决策的重要参考力量。
然而正五品的官，让正二品的六部尚书证明服气听你调度。
皇帝若是擅自更改内阁官员的品秩，那就是有违祖训。
但古人的智慧是懂得变通的。
到了仁宣时期，就让大学士兼任六部尚书之一，后来甚至部分大学士更获太保、太傅、少保、少傅等尊荣称号，其官阶提升至正一品，地位显赫。
此变化导致六部尚书在处理政务时，往往需向内阁大学士请示，实质上内阁大学士成为了六部的实际领导者。
我也灵活地运用了官职任免的招数，呼应相府提出的河长负责制，设立了都江堰的堰长，这个临时官职并没有明确的官阶，一般来说只会取决于我的正职，那就是典农校尉。
但我让成都太守兼任了我的副职，这样既变向地提高了都江堰堰长的官阶，也让都江堰治理和成都太守府合并办公成为了理所应当，这样既可以借助太守府的资源整治水情，又没有让都江堰治理工作组和太守府平级，不存在隶属关系。
“都江堰的渠首枢纽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组成，均设立河长，负责三个区域的水情工作，若治理未见成效，则对应河长问责。
这三个区域负责人，分别是谯周、灌青、和从南中来的柯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