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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文字狱的背后（第4页）

话说明清时代的皇帝之所以要在正式的公文奏报系统之外，另外单独建立一个信息奏报的秘密渠道，就是为了实现其绝对的专制权力，也就是所谓的“一切废赏刑威，皆自朕出”

。

清廷的密折制度发展到雍正时期，运作流程和手段已经非常严密。

京城和各地大臣要将密折装在带锁的特制皮匣内，外面还要上封条。

皮匣的钥匙只有两把，一把在上奏官员手中，一把由皇帝保管，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法开启。

普通的公文要经过通政司交到军机处，然后转呈奏事处；密折则是直送奏事处，由奏事太监送交皇帝。

在这一过程中，除了皇帝和写密折的人，谁也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

皇帝阅看奏折之后，军机处大臣会根据皇帝的口谕草拟命令，然后进呈御览，再经过述旨，以明发或者廷寄形式予以发布。

这也就是说，机密性才是保证这套系统有效实施并延续的核心！

如果这封奏折真是孙嘉淦写的，那么乾隆一定会有所批示。

要么惩办被弹劾的，要么惩处弹劾者，不会毫无反应。

毕竟奏稿上的那些人可全都是当朝实权派！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折子的确是孙嘉淦写的，而且真的被泄露了出去，乾隆因此极力否认。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鄂尔泰和张廷玉的党争非常厉害，两派互相倾轧，水火不容。

年轻的乾隆虽然对此厌恶至极，但他继位不久，还没有完全控制朝堂，政务上还离不开前朝的老臣。

一直到乾隆十二年，乾隆已经彻底控制了朝堂，终于不再忍气吞声，先出手收拾了鄂尔泰和他的儿子鄂容安。

接着就暗示张廷玉退休，让三十岁的讷亲出任军机大臣。

由此也引发了张廷玉乞求配享太庙，最终被夺爵抄家。

然而乾隆的上谕并没有换来伪奏稿的销声匿迹，反而愈演愈烈。

到了乾隆十六年，那份伪奏折已经在大半个中国传抄，甚至连大字不识的脚夫都知道怎么回事。

而且更加严重的是，这时候流传的版本里又增加了针对乾隆本人的内容，诸如金川用兵、冤杀张广泗、南巡劳民伤财、皇后早逝中宫常空……共罗列了“五不可解和十大过”

。

（）;（）　　问题大条了！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关于许多已故大臣的流言，而是啪啪的打现任皇帝的脸。

要知道古代社会文书传递和处理的制度与统治权力息息相关。

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要是连事关皇帝的流言都控制不住，那也就离完蛋不远了。

这件事的诡异还远不止于此。

伪奏稿在乾隆三年到十六年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在江西、江苏、浙江、直隶、山东等地传播，但是上述这些省的督抚竟没一个上报的。

反而是地处偏远的云贵总督硕色，发现贵州有人在传抄，于是立刻上报，由此也开始了一场波及全国的“伪奏稿案”

查办风波。

接到密报乾隆自然是震怒，在大张旗鼓的查办同时，他开始逐个敲打那些不称职的封疆大吏，同时也对各省的吏治有了戒心，并决定着手整顿官场，以稳固统治的基石。

对他而言，伪奏稿案的真正主题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奏稿内容的作者是谁，而是人心风俗和吏治，是对中下层官员和士绅阶层的统治。

结果查来查去，最大的问题就出在江南。

当时江南地区的案件查办是由两江总督尹继善亲自坐镇，之后乾隆又派出了军机大臣舒赫德协办，然而江南官场如同一潭泥沼，大量中下层官吏都参与了传抄，越查人越多。

几个月下来，主犯到底是谁愣是没搞清。

到了乾隆十七年十一月，随着大量中下层官吏被源源不断的押往京城，乾隆干脆将审理伪稿案的权力收归刑部，由军机大臣介入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