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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刊袁中郎集序（第2页）

我生之后，逢此百罹。

尚寐无吪！”

这种感情在明季的人心里大抵是很普通罢。

有些闲适的表示实际上也是一种愤懑，即尚寐无吪的意思。

外国的隐逸多是宗教的，在大漠或深山里积极的修他的胜业，中国的隐逸却是政治的，他们在山林或在城市一样的消极的度世。

长沮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

便说出本意来。

不过这种情形我想还应用《乐记》里别一句话来包括才对，即是“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

孔颖达解亡国为将欲灭亡之国，这也不对，亡国便干脆是亡了的国，明末那些文学或可称之曰乱世之音，顾亭林傅青主陈老莲等人才是亡国之音，如吴梅村临终的词亦是好例。

闲话休提，说乱世也好，说亡国也好，反正这都是说明某种现象的原因，《乐记》云，“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其情之所以动，则或由世乱政乖，或由国亡民困，故其声亦或怨怒或哀思，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会忽发或怨怒或哀思之音，更不是有人忽发怨怒之音而不乱之世就乱，或忽发哀思之音而不亡之国会亡也。

中郎的文章如其是怨以怒的，那便是乱世之音，因为他那时的明朝正是乱世，如其是哀以思的，那就可以算是亡国之音，因为明末正是亡国之际，“时当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

所可说的如此而已，有什么可以“昭后世之炯戒”

的地方呢？使后世无复乱世，则自无复乱世之音，使后世无复亡国，则自无复亡国之音，正如有饭吃饱便不面黄肌瘦，而不生杨梅疮也就不会鼻子烂落也。

然而正统派多以为国亡由于亡国之音，一个人之没有饭吃也正由于他的先面黄肌瘦，或生杨梅疮乃由于他的先没有鼻子。

呜呼，熟读经典者乃不通《礼记》之文，一奇也。

中郎死将三百年，事隔两朝，民国的文人乃尚欲声讨其亡国之罪，二奇也。

关于此等问题不佞殆只得今天天气哈哈哈矣。

说到这里，或者有人要问，足下莫非是公安派或竟陵派乎？莫非写亡国之音者乎？这个疑问也问得当然，但是我惭愧不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答语。

第一，我不是非宗教者，但实是一个无宗教者。

我的新旧教育都不完全，我所有的除国文和三四种外国文的粗浅知识以外，只有一点儿生物的知识，其程度只是丘浅治郎的《生物学讲话》，一点儿历史的知识，其程度只是《纲鉴易知录》而已，此外则从蔼理斯得来的一丝的性的心理，从茀来则得来的一毫的社会人类学，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别无用处，却尽够妨碍我做某一家的忠实的信徒。

对于一切东西，凡是我所能懂的，无论何种主义理想信仰以至迷信，我都想也大抵能领取其若干部分，但难以全部接受，因为总有其一部分与我的私见相左。

公安派也是如此，明季的乱世有许多情形与现代相似，这很使我们对于明季人有亲近之感，公安派反抗正统派的复古运动，自然更引起我们的同感，但关系也至此为止，三百年间迟迟的思想变迁也就不会使我们再去企图复兴旧庙的香火了。

我佩服公安派在明末的新文学运动上的见识与魄力，想搜集湮没的三袁著作来看看，我与公安派的情分便是如此。

第二，我不是文学家，没有创作，也说不上什么音不音。

假如要说，无论说话写字都算是音，不单是创作，原来《乐记》的所谓音也是指音乐，那么，我也无从抵赖。

是的，我有时也说话也写字，更进一步说，即不说话不写字亦未始不可说是音，沉默本来也是一种态度，是或怨怒或哀思的表示。

中国现在尚未亡国，但总是乱世罢，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如不归依天国，心不旁鹜，或应会试作“赋得文治日光华”

诗，手不停挥，便不免要思前想后，一言一动无不露出消极不祥之气味来，何则，时非治世，在理固不能有好音，此查照经传可得而断言者也。

国家之治乱兴亡自当责有攸归，兹不具论，若音之为乱世或亡国，则固由乱世或亡国的背景造成之，其或怨怒或哀思的被动的发音者应无庸议。

今之人之不能不面黄肌瘦者真是时也命也，不佞岂能独免哉，不佞非公安派而不能逃亡国之音之谥者亦是时也命也。

吾于是深有感于东北四省之同胞，四省之人民岂愿亡国哉，亦并何尝豫为亡国之音，然而一旦竟亡，亦是时也命也。

我说时与命者言此与人民之意志无关，与文学之音亦无关也，音之不祥由于亡国，而亡国则由于别事，至少决不由于音之祥不祥耳。

人苟少少深思，正当互相叹惋，何必多哓哓也。

闲话说得太多了，而实于中郎无甚关系，似乎可以止住了。

重刊中郎集鄙意以为最好用小修所编订本，而以别本校其异同，增加附录，似比另行编辑为适宜。

标点古书是大难事，错误殆亦难免。

此在重刊本体例上似有可商者，附识于此，以示得陇望蜀或求全责备之意云尔。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识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