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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质条件丰裕的城市可以不讲人情、不讲义气,生活当然无聊乏味,然而还得活下去。
在贫乏的农业社会中,人情是必要的。
在风波险恶的江湖上,义气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要求。
然而人情与义气讲到了不顾原则,许多恶习气相应而生。
中国政治的一直不能上轨道,与中国人太讲人情义气有直接关系。
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亲谊故乡、走后门、不讲公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合理的人情义气固然要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
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韦小宝作风”
笼罩了整个社会。
对于中国的处境,“韦小宝作风”
还是少一点为妙。
然而像西方社会中那样,连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也没有多大人情好讲,一切公事公办,丝毫不能通融,只有法律,没有人情;只讲原则,不顾义气,是不是又太冷酷了一点呢?韦小宝如果变成了铁面无私的包龙图,又有什么好玩呢。
小说的任务并不是为任何问题提供答案,只是叙述在那样的社会中,有那样的人物,你们怎样行动,怎样思想,怎样悲哀与欢喜。
以上是我在想韦小宝这小家伙时的一些拉杂感想。
坦白说,在我写作《鹿鼎记》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
在最初写作的几个月中,甚至韦小宝是什么性格也没有定型,他是慢慢、慢慢地自己成长的。
在我的经验中,每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在初写时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模糊的影子,故事渐渐开展,人物也渐渐明朗起来。
我事先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在《鹿鼎记》中着力刻画韦小宝关于(不择手段地)适应环境和注重义气这两个特点,不知怎样,这两种主要性格在这个小流氓身上显现出来了。
朋友们喜欢谈韦小宝。
在台北一次座谈会中,本意是讨论“金庸小说”
,结果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用来辩论韦小宝的性格。
不少读者问到我的意见,于是我自己也来想想,试图分析一下。
这里的分析半点也没有“权威性”
,因为这是事后的感想,与写作时的计划与心情全然无关。
我写小说,除了布局、史实的研究和描写之外,主要是纯感情性的,与理智的分析没有多大的关系。
因为我从来不想在哪一部小说中,故意表现怎么样一个主题。
如果读者觉得其中有什么主题,那是不知不觉间自然形成的。
相信读者自己所作的结论,互相间也不太相同。
从《书剑恩仇录》到《鹿鼎记》,这十几部小说中,我感到关切的只是人物与感情。
韦小宝并不是感情深切的人。
《鹿鼎记》并不是一部重感情的书。
其中所写的比较特殊的感情,是康熙与韦小宝之间君臣的情谊,既有矛盾冲突、又有情谊友爱的复杂感情。
这在别的小说中似乎没有人写过。
韦小宝的身上有许多中国人普遍的优点和缺点,但韦小宝当然并不是中国人的典型。
民族性是一种广泛的观念,而韦小宝是独特的、具有个性的一个人。
刘备、关羽、诸葛亮、曹操、阿Q、林黛玉等等身上都有中国人的某些特性,但都不能说是中国人的典型。
中国人的性格太复杂了,一万部小说也写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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