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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是学电机工程的,丁关根同志也是学科技的,我们都是上海交大毕业。
我不搞文艺,但喜欢文艺,关根同志也是。”
此后他和我谈了一串中外文艺作品:
他最近借了俄国一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拍摄的,他说这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
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说,那可说是俄国《红楼梦》,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
莎士比亚的戏剧TimonofAthens,他觉得剧中主角狄蒙斥骂雅典人崇拜金钱、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
我想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次要的剧作,当是其中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以及当时雅典人“一切向钱看”
的心态淹没了高尚的情操,这种危险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
他关于鲁迅所说“中国的脊梁”
,我回到香港后查阅鲁迅《且介亭杂文》,这句话出于《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作于1934年9月。
该文的最后三段是: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人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
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以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欲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
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七谈到香港、西藏
后来又谈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他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保证是一定要实现的。
关于内地和香港人的关系,我曾说过一句‘河水不犯井水’。
香港就有人说,我只说‘河水不犯井水’,没有说‘井水不犯河水’,意思是井水可以犯河水。
其实我们中国人有许许多多歇后语,两句话说了前一句,就包括了后一句,用不着全部说完这么罗嗦。
我说‘河水不犯井水’,就包括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含义。
查先生你的小说中不是有很多歇后语么?这是中国语文的一种特色。”
“努力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是我们的长期国策,那是决不会改变的。”
他说:“我到过香港三次。
一次是1965年,一次是1980年,第三次是1983年,那时我是电子工业部部长,出国访问,经过香港。
新鸿基的冯景禧先生招待我去参观股票交易所,香港人叫做‘金鱼缸’的。
那次住在新华社的招待所,靠山面海,风景好得很。
香港的经济发展很有成绩,我一直很注意。”
“香港人大都要求稳定繁荣,凡是支持香港稳定繁荣的,得到香港人拥护,破坏稳定繁荣的,香港人就反对。
其实香港要稳定繁荣,中国何尝不要稳定繁荣?全世界都需要稳定繁荣。
中国12亿人永远站在稳定繁荣一边,一方面要坚持和平,另一方面是坚持原则,不容许别人乱七八糟的乱搞。”
他接着谈到西方国家对于西藏的干预,谈到他去西藏视察的经过,那一次是和丁关根同去的。
他说先在青海过一夜,分阶段的适应高山气候,也即是“循序渐进”
的应付困难环境;不过去向班禅喇嘛的遗体致敬时,室内空气不畅,酥油灯烟雾缭绕,还是感到有些晕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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