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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与女人（第2页）

房门猛关，砰訇作响。

按铃呼唤，茶房奔走，就是廊下的那些仆役也那么兴高采烈，不懂中国情形的人见了，一定会得猜疑有什么旅馆革命将要勃发了吧。

我接二连三的派遣房间里的一个仆役出去，到邻近各房去求情，请略为安静一点，说有一位老绅士身体欠安，想要睡一会儿。

那些中国人那时很客气的道歉，暂时不作声，随后低声说话，再过三分钟之后，谈笑得比以前更是响亮了。

我拿棉花塞了耳朵，只好降服了，醒到天明，那时候这一切非人间的声响才暂时停止了。”

著者对于中国是很有同情的，但是遇见这种情形也似乎看不下去，不免有许多不快之感。

他结论说中国人的耳神经一定是与西洋人构造不同。

老绅士的这种幽默的话听了很是可悲，他在本书中屡次表明他的意见，关于性学考察的结果，个体的差异常比种族的差异更为有力，因此是不很愿意来着重于人种与色的分别的，这一回大约很为麻将客所苦，不得已乃去耳朵上设法，这实在是大可同情的事。

不过我们希望这吵闹，以及嫖赌烟种种恶行，只是从习惯上来，不是出于何种构造的不同，庶几我们还有将来可以救拔的希望耳。

第十四节讲到中国与他国殊异之点，其一云：

“其次不同是，在中国之以人力代马力。

一头牛马或者一架机器都要比一个人更为贵重，所以无论走到那里都可以看见中国人在背着或拉着不可信的重荷。

就是在上海那样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载重汽车还是少见的东西。

我曾见一座极大的压马路的汽辗，由两打的中国男人和女人拉了走动着。

由此可见人在中国是多么不值钱。

所以这是不足为奇的，不知道有多少千数的人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都死于肺结核症。

一直并没有什么医药的处理，有一天正在热闹地方劳作的中间，忽然吐起狂血来，于是他们的生命就完结了。”

著者决不是有心要毁谤中国，如上边说过他还是很同情于中国的，其原因一大半是由于同病相怜，因此见了这些不堪的情形，深有爱莫能助之感，发此愤慨，盖不足怪，这与幸灾乐祸的说法是大不相同的。

还有一层，妇女问题复杂难解决，有些地方与社会问题有关连，在性学者看去这自然也很是关心的。

但是这样一来，使我们读者更加惶悚，重大疑难的问题一个个来提出在面前，结果有点弄得无可如何，岂不是读书自找苦吃，真是何苦来呢。

幸而此一十八节文章中并非全是说的丧气的话，有地方也颇有光明，如十四节中竭力非难外国的霸道，后边批评中国云：

“在中国的现代青年拿去与别国的相比，有许多方面都比较的少受传统的障碍。

第一，他们没有宗教上的成见。

在欧洲方面似乎不大知道，中国的至少四百兆的人民向来没有宗教，也一点的没有什么不好。

他们坚守着从前孔夫子以及别的先哲所定下来的习惯法，但并不对了他们（案即孔夫子及别的一班人）祷告，只是专心于保存面子。

他们看重在此地与此时的实在，并不在于幻想的时与地之外。”

著者原是外国人，对于中国只凭了十星期的观察，所下的判断自然未必能全正确，这里又是重译出来的，差误恐亦难免，但是总起来看，这所说的不能说是不对，也可以增加我们不少的勇气。

诚然如著者所说，中国没有宗教上的种种成见，又没有像印度的那种阶级，的确有许多好处，有利于改革运动，可是具体的说，也还很不能乐观。

别的不谈，只就上边所有几件事看去，便觉得如不肯说没法子，也总要说这怎么办，—但是，怎么办总已经比没法子进了一步了，我们姑且即以此为乐观之根据可乎。

民国三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在北京风雨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