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蒿庵张尔岐的笔记我本来不会有多大期待,因为我知道他是严肃的正统派人。
但是我却买了这两卷闲话来看,为什么呢?近来我想看看清初人的笔记,并不能花了财与力去大收罗,只是碰着可以到手的总找来一看,《蒿庵闲话》也就归入这一类里去了。
这是嘉庆时的重刻本,卷末蒋因培的附记中有云:
“此书自叙谓无关经学不切世务,故命为闲话,然书中教人以说闲话看闲书管闲事为当戒,先生邃于经学,达于世务,凡所札记皆多精义,固非闲话之比。”
据我看来,这的确不是闲话,因为里边很有些大道理。
如卷一有一则上半云:
“明初学者宗尚程朱,文章质实,名儒硕辅,往往辈出,国治民风号为近古。
自良知之说起,人于程朱始敢为异论,或以异教之言诠解六经,于是议论日新,文章日丽,浸淫至天启崇祯之间,乡塾有读《集注》者传以为笑,《大全》《性理》诸书束之高阁,或至不蓄其本。
庚辰以后,文章猥杂最甚,能缀砌古字经语犹为上驷,俚辞谚语,颂圣祝寿,喧嚣满纸,圣贤微言几扫地尽,而甲申之变至矣。”
下文又申明之曰:
“追究其始,菲薄程朱之一念实渐致之。”
《钝吟杂录》卷二家戒下斥李卓吾处何义门批注云:
“吾尝谓既生一李卓吾,即宜一牛金星继其后矣。”
二公语大妙,盖以为明末流寇乃应文运而生,此正可代表中国正统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派也。
但是蒿庵也有些话说得颇好,卷一有一则云:
“韩文公《送文畅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语,盖以学佛者为墨,亦据其普度之说而以此名归之。
今观其学,止是摄炼精神,使之不灭,方将弃伦常割恩爱,以求证悟,而谓之兼爱可乎。
又其《送文畅北游》诗,大以富贵相夸诱,至云酒场舞闺姝,猎骑围边月,与世俗惑溺人何异。
《送高闲序》为旭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为胜于一死生解外胶,皆不类儒者。
窃计文畅辈亦只是抽丰诗僧,不然必心轻之矣。”
那样推尊程朱,对于韩文公却不很客气,这是我所觉得很有兴趣的事。
前两天有朋友谈及,韩退之在中国确也有他的好处,唐朝崇奉佛教的确闹得太利害了,他的辟佛正是一种对症药方,我们不能用现今的眼光去看,他的《原道》又是那时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宣言,不失为有意义的事,因为据那位朋友的意思,印度思想在中国乃是有损无益的,所以不希望他发达,虽然在文学与思想的解放运动上这也不无用处。
他这意见我觉得也是对的,不过不知怎的我总不喜欢韩退之与其思想文章。
第一,我怕见小头目。
俗语云,大王好见,小鬼难当。
我不很怕那大教祖,如孔子与耶稣总比孟子与保罗要好亲近一点,而韩退之又是自称是传孟子的道统的,愈往后传便自然气象愈小而架子愈大,这是很难当的事情。
第二,我对于文人向来用两种看法,纯粹的艺术家,立身谨重而文章放荡固然很好,若是立身也有点放荡,亦以为无甚妨碍,至于以教训为事的权威们我觉得必须先检查其言行,假如这里有了问题,那么其纸糊冠也就戴不成了。
中国正统道学家都依附程朱,但是正统文人虽亦标榜道学而所依附的却是韩愈,他们有些还不满意程朱,以为有义理而无文章,如桐城派的人所说。
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于韩退之便不免要特别加以调验,看看这位大师究竟是否有此资格,不幸看出好些漏洞来,很丢了这权威的体面。
古人也有讲到的,已经抄过了四五次,这回看见蒿庵别一方面的话,觉得也还可取,所以又把他抄下来了。
蒿庵自己虽然是儒者,对于“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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