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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之二（第1页）

我为《宇宙风》写了一篇关于鲁迅的学问的小文之后便拟暂时不再写这类文章，所以有些北平天津东京的新闻杂志社的嘱托都一律谢绝了，因为我觉得多写有点近乎投机学时髦，虽然我所有的资料都是事实，并不是普通《宦乡要则》里的那些祝文祭文。

说是事实，似乎有价值却也没价值，因为这多是平淡无奇的，不是奇迹，不足以满足观众的欲望。

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资料，但唯一的条件是要大家把他当做“人”

去看，不是当做“神”

，——即是偶像或傀儡，这才有点用处，若是神则所需要者自然别有神话与其神学在也。

乃宇宙风社来信，叫我再写一篇，略说豫才在东京时的文学的修养，算作前文的补遗，因为我在那里边曾经提及，却没有叙述。

这也成为一种理由，所以补写了这篇小文，姑且当作一点添头也罢。

豫才的求学时期可以分作三个段落，即自光绪戊戌（一八九八）至辛丑（一九〇一）在南京为前期，自辛丑至丙午（一九〇六）在东京及仙台为中期，自丙午至己酉（一九〇九）又在东京为后期。

这里我所要说的只是后期，因为如他的自述所说，从仙台回到东京以后他才决定要弄文学。

但是在这以前他也未尝不喜欢文学，不过只是赏玩而非攻究，且对于文学也还未脱去旧的观念。

在南京的时候豫才就注意严幾道的译书，自《天演论》以至《法意》，都陆续购读。

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遗事》出后，随出随买，我记得最后的一部是在东京神田的中国书林所买的《黑太子南征录》，一总大约有二三十种罢。

其时“冷血”

的文章正很时新，他所译述的《仙女缘》，《白云塔》我至今还约略记得，还有一篇嚣俄（victorhugo）的侦探谈似的短篇小说，叫作什么尤皮的，写得很有意思，苏曼殊又同陈独秀在国民日日新闻上译登《惨世界》，于是一时嚣俄成为我们的爱读书，搜来些英日文译本来看。

末了是梁任公所编刊的《新小说》。

《清议报》与《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但是《新小说》的影响总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

梁任公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当初读了的确很有影响，虽然对于小说的性质与种类后来意见稍稍改变，大抵由科学或政治的小说渐转到更纯粹的文艺作品上去了。

不过这只是不看重文学之直接的教训作用，本意还没有什么变更，即仍主张以文学来感化社会，振兴民族精神，用后来的熟语来说，可以说是属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一派的。

丙午年夏天豫才在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退了学，回家去结婚，其时我在江南水师学堂，前一年的冬天到北京练兵处考取留学日本，在校里闲住半年，这才决定被派去学习土木工程，秋初回家一转，同豫才到东京去。

豫才再到东京的目的他自己已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不必重述，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欲救中国须从文学始。

他的第一步的运动是办杂志。

那时留学生办的杂志并不少，但是没有一种是讲文学的，所以发心想要创办，名字定为“新生”

，——这是否是借用但丁的，有点记不清楚了，但多少总有关系。

其时留学界的空气是偏重实用，什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新生》的消息传出去时大家颇以为奇，有人开玩笑说这不会是学台所取的进学新生么。

又有人（仿佛记得是胡仁源）对豫才说，你弄文学做甚，有什么用处？答云，学文科的人知道学理工也有用处，这便是好处。

客乃默然。

看这种情形，《新生》的不能办得好原是当然的。

《新生》的撰述人共有几个我不大记得了，确实的人数里有一位许季黻（寿裳），听说还有袁文薮，但他往西洋去后就没有通信。

结果这杂志没有能办成，我曾根据安特路朗（andrewlang）的几种书写了半篇《日月星之神话》，稿今已散失，杂志的原稿纸却还有好些存在。

办杂志不成功，第二步的计画是来译书。

翻译比较通俗的书卖钱是别一件事，赔钱介绍文学又是一件事，这所说的自然是属于后者。

结果经营了好久，总算印出了两册《域外小说集》。

第一册上有一篇序言，是豫才的手笔，说明宗旨云：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移译亦期弗失文情。

异域文术新宗，由此始入华土。

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

则此虽大海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

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