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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女子（第1页）

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发生以后，日文《北京周报》上有颇详明的记述，有些地方比中国的御用新闻记者说的还要公平一点，因为他们不相信群众拿有“几支手枪”

，虽然说有人拿着stick的。

他们都颇佩服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明观生在《可怕的刹那》的附记中有这样的一节话：

“在这个混乱之中最令人感动的事，是支那女学生之刚健。

凡有示威运动等，女学生大抵在前，其行动很是机敏大胆，非男生所能及。

这一天女学生们也很出力。

在我的前面有一个女学生，中了枪弹，她用了那毛线的长围巾扪住了流出来的血潮，一点都不张皇，就是在那恐怖之中我也不禁感到钦佩了，我那时还不禁起了这个念头，照这个情形看来支那将靠了这班女子兴起来罢！”

北京周报社长藤原君也在社说中说及，有同样的意见：

“据当日亲身经历目睹实况的友人所谈，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

在那个可怕的悲剧之中，女学生们死的死了，伤的伤了，在男子尚且不能支持的时候，她们却始终没有失了从容的态度。

其时他就想到支那的兴起或者是要在女子的身上了。

以前有一位专治汉学的老先生，离开支那二十年之后再到北京来，看了青年女子的面上现出一种生气，与前清时代的女人完全不同了，他很惊异，说照这个情形支那是一定会兴隆的；我们想到这句话，觉得里边似乎的确表示着支那机运的一点消息。”

我们读佩弦君的《执政府大屠杀记》，看见他说：

“我真不中用，出了门口，一面走，一面只是喘息。

后面有两个女学生，有一个我真佩服她，她还能微笑着对她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哪！

’这令我惭愧了！”

把这个与杨德群女士因了救助友人而被难的事实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相信日本记者的感想是确实的，并不全是由于异域趣味的浪漫的感激。

其实这现象也是当然的，从种种的方面看来，女子对于革命事业的觉悟与进行必定要比男子更早，更热烈坚定，因为她们历来所身受的迫压也更大而且更久。

波兰俄国以及朝鲜的革命史上女子占着多大的位置，大家大抵是知道的，中国虽是后进，也自然不能独异。

我并不想抹杀男子，以为他们不配负救国之责，但他们之不十分有生气，不十分从容而坚忍，那是无可讳言的。

我也并不如日本记者那样以为女子之力即足以救中国，但我确信中国革命如要成功，女子之力必得占其大半。

有革命思想的男子容易为母妻所羁留，有革命思想的女子不特可以自己去救国，还可以成为革命家之妻，革命家之母。

这就是她们的力量之所在。

男女的思想行为的变化与性择很有关系，不过现在都是以男性为主，将来如由女性来作“风雅的盟主”

（elegantiaearbiter），不但两性问题可以协和，一切也都好了。

（斯妥布思女士的主张也即是其中之一部分。

）现在不谈别的，只说关于中国革命的事，我们的盟主应该是怎样的一种人呢？这断然不是躲在书斋里读《甲寅》的聪明小姐喽，却也未必一定是男装从军的木兰一流人物。

我在这里忽然想起波兰的一首诗来，这诗载在勃阑特思（georgbrandes）所著《十九世纪波兰文学论》中，是有名的复仇诗人密子克微支（adammickiewicz）所作，题名“与波兰的母亲”

，是表示诗人理想中的国民之母的，我们且看他是怎样说法。

大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