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矣日本人之荒谬绝伦也!
日本保皇党为欲保持其万世一系故,苦心于中国复辟之鼓吹,以及逆徒遗老之表彰,今以王君有辫之故而引为同志,称其忠荩,亦正是这个用心。
虽然,我与王君只见过二三面,我所说的也只是我的想象中的王君,合于事实与否,所不敢信,须待深知王君者之论定;假如王君而信如日本人所说,则我自认错误,此文即拉杂摧烧之可也。
民国十六年六月四日,旧端阳,于北京。
三
听到自己所认识的青年朋友的横死,而且大都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
青年男女死于革命原是很平常的,里边如有相识的人,也自然觉得可悲,但这正如死在战场一样,实在无可怨恨,因为不能杀敌则为敌所杀是世上的通则,从国民党里被清出而枪毙或斩决的那却是别一回事了。
燕大出身的顾陈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学生,在闽浙一带为国民党出了好许多力之后,据《燕大周刊》报告,已以左派的名义被杀了。
北大的刘君在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见报载上海捕“共党”
,看从英文译出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
普通总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青年学生跑去不知世故地行动,却终于一样地被祸,有的还从北方逃出去投在网里,令人不能不感到怜悯。
至于那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惊异:倘若这是军阀的常态,那么惊异也将消失,大家唯有复归于沉默,于是而沉默遂统一中国南北。
七月五日,于北京。
四
昨夜友人来谈,说起一月前《大公报》上载吴稚晖致汪精卫函,挖苦在江浙被清的人,说什么毫无杀身成仁的模样,都是叩头乞命,毕瑟可怜云云。
本来好生恶死人之常情,即使真是如此,也应哀矜勿喜,决不能当作嘲弄的资料,何况事实并不尽然,据友人所知道,在其友处见一马某所寄遗书,文字均甚安详,又从上海得知,北大女生刘尊一被杀,亦极从容,此外我们所不知道的还很多。
吴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杀人,还要摇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种残忍行为盖与漆髑髅为饮器无甚差异。
有文化的民族,即有仇杀,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尸骨,加以后身之恶名,则非极堕落野蛮之人不愿为也。
吴君是十足老中国人,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永乐乾隆的鬼来,于此足见遗传之可怕,而中国与文明之距离也还不知有若干万里。
我听了友人的话不禁有所感触。
整一个月以前,有敬仔君从河北寄一封信来,和我讨论吴公问题,我写了一张回信,本想发表,后来听说他们已随总司令而下野,所以也就中止了;现在又找了出来,把上半篇抄在这里:
“我们平常不通世故,轻信众生,及见真形,遂感幻灭,愤恚失望,继以诃责,其实亦大可笑,无非自表其见识之幼稚而已。
语云,‘少所见,多所怪,见橐驼谓马肿背,’痛哉斯言。
愚前见《甲寅》《现代》,以为此辈绅士不应如是,辄‘动感情’,加以抨击,后稍省悟,知此正是本相,而吾辈之怪讶为不见世面也。
今于吴老先生亦复如此,千年老尾既已显露,吾人何必更加指斥,直趋而过之可矣。
……”
我很同情于友人的愤激的话,(但他并不是西什么,替他声明一句,)我也仍信任我信里的冷静的意见,但我总觉得中国这种传统的刻薄卑劣根性是要不得的,特别尤其在这个革命时代。
我最佩服克鲁巴金(?)所说的俄国女革命党的态度,她和几个同志怀了炸弹去暗杀俄皇,后来别人的弹先发,亚力山大炸倒在地,她却仍怀了炸弹跑去救助这垂死的伤人,因为此刻在她的眼中他已经不是敌人而是受苦的同类了。
(她自己当然被捕,与同志均处死刑了。
)但是,这岂是中国人所能懂的么?
十六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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