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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学记（第1页）

读《颜氏学记》觉得很有兴趣，颜习斋的思想固然有许多是好的，想起颜李的地位实在是明末清初的康梁，这更令人发生感慨。

习斋讲学反对程朱陆王，主张复古，“古人学习六艺以成其德行，”

归结于三物，其思想发动的经过当然也颇复杂，但我想明末的文人误国总是其中的一个重大原因。

他在《存学编》中批评宋儒说：

“当日一出，徒以口舌致党祸，流而后世，全以章句误苍生。

上者但学先儒讲著，稍涉文义，即欲承先启后，下者但问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骛富贵利达。”

其结果则北宋之时虽有多数的圣贤，而终于“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与豫”

，南渡之后又生了多数的圣贤，而复终于“推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玺与元矣”

。

又《年谱》中记习斋语云：

“文章之祸，中于心则害心，中于身则害身，中于国家则害国家。

陈文达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

当日读之，亦不觉其词之惨而意之悲也。”

戴子高述《颜李弟子录》中记汤阴明宗室朱敬所说，意尤明白：

“明亡天下，以士不务实事而囿虚习，其祸则自成祖之定四书五经大全始。

三百年来仅一阳明能建事功，而攻者至今未已，皆由科举俗学入人之蔽已深故也。”

这里的背景显然与清末甲申以至甲午相同，不过那时没有西学，只有走复古的一条路，这原是革新之一法，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所做的。

“兵农钱谷水火工虞”

，这就是后来提倡声光化电船坚炮利的意思，虽然比较的平淡，又是根据经典，然而也就足以吓倒陋儒，冲破道学时文的乌烟瘴气了。

大约在那时候这类的议论颇盛，如傅青主在《书成化弘治文后》一篇文章里也曾这样说：

“仔细想来，便此技到绝顶要他何用？文事武备暗暗底吃了他没影子亏，要将此事算接孔孟之脉，真恶心杀，真恶心杀。”

这个道理似乎连皇帝也明白了，康熙二年上谕八股文章与政事无涉，即行停止，但是科举还并不停，到了八年八股却又恢复，直到清末，与国祚先后同绝。

民国以来康梁的主张似乎是实行了，实际却并不如此。

戊戌前三十年戴子高赵叔遍索不得的颜李二家著述现在有好几种板本了，四存学会也早成立了，而且我们现在读了《颜氏学记》也不禁心服，这是什么缘故呢？从一方面说，因为康梁所说太切近自己，所以找了远一点旧一点的来差可依傍，——其因乡土关系而提倡者又当别论。

又从别一方面说，则西学新政又已化为道学时文，故颜李之说成为今日的对症服药，令人警醒，如不佞者盖即属于此项的第二种人也。

颜习斋尝说，“为治去四秽，其清明矣乎，时文也，僧也，道也，娼也。”

别的且不论，其痛恨时文我觉得总是对的。

但在性理书评里他又说，“宋儒是圣学之时文也，”

则更令我非常佩服。

何以道学会是时文呢？他说明道，“盖讲学诸公只好说体面话，非如三代圣贤一身之出处一言之抑扬皆有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