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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他（第2页）

，并给我留下了长休的病假条大家也知道我确实有慢性肾炎；街道治保主任陈大妈见着我总是慷慨地报之以真诚的微笑，唯一对我不满之处，就是屋里既乱搁着那么多的铅丝、木条、胶泥，为什么不养成拉上窗帘的习惯，以免“有碍观瞻”

。

在这“病休”

的时间里，我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塑像已具雏形。

偶尔有生客来家，问道“你这又塑什么呢”

人总是抢着回答“架线工。”

熟客来了，我就拿出设计图，请他们，一边小声地传达着他的召唤。

厂里的几个小伙子轮流来当模特儿，搂着我那小平房里的旧木柱子摆姿势。

我总是不满意他们，常常说“都不能传神。

应该找到他，请他自己来。”

“是呀，该找到他”

人这么说，同志们这么说，我也这么说。

但是，在那阴云四合的岁月里，到哪儿去找他他在哪儿呢也许，在监狱的铁窗中；也许，像我一样，在某个隐蔽但并不消沉的角落，也许不敢往下想了。

我们的估计从方向上总是正确的，但我们的估计从程度、速度上却总还是显得保守。

我以为起码还得“病休”

上一年，才有可能到市公安局门口晒晒太阳，没想到仅仅半年以后便云开雾散。

“我恢复了上班，在宣传科里又成了个忙人；我和人一块大摇大摆地去逛王府井；我对每一位来家的客人，无论生熟，都乐于揭开盖在未完成的塑像上的白布，请他们代拟除了架线工以外的任何恰当题目”

我开始积极地寻找他。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二时许，我徘徊在广场的木板墙边。

因为纪念堂正在动工，所以出现了这样一道木板墙。

木板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和小字报，还有童怀周编辑、油印的革命诗抄。

人们的情绪是复杂的为打倒“”

后能畅快地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感到欣慰，又为未得平反和同志未能恢复工作而感到焦急、充满期待。

我不仅仔细地每一份贴出的文字，而且，还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由西向东，由东向西，仔细观察着前来这里的第一个小伙子我想，如果他还健在，他一定会到这里来。

啊，这些小伙子们，他们的面容多么严肃，从他的眼神就能出，他们那火热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颗拴系着祖国、民族命运的红心当然他们里面也有一些平凡的，乃至于有明显弱点和缺点的人。

有的脸上长有粉刺；有的曾为很无谓的事情同别人吵过架，脖子上的筋胀起老高；有的至今写一篇千字文还总要出十来个错别字；有的早上睡懒觉；有的在电影院里偷偷吸烟；有的总不合时宜地对别人开玩笑但是在这广场，面对着与整个祖国和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场面，大家的心弦共鸣了，步伐趋向一致了；青年人自觉地摆脱了庸俗和浅薄，诚挚地思考着历史提到他们面前的艰深而复杂的问题我望着他们，一个个检验着他们，虽然我没能找到他，但我不应当失望，我发现了一条规律当一个人为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思考的时候，即使他原本其貌不扬，其神态也总能焕发出一种异样的端庄肃穆的光彩，令人产生美感，令人愿意亲近我要摄取这诸多小伙子的共同神髓，赋予他的塑像以旺盛的生命

我没有等到他，却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消息。

在广场东侧的马克思像下，一位熟人告诉我，因而被捕的青年中，已有一些人获得了释放。

他告诉了我一位被释放的小伙子的姓名住址，据说，这位小伙子正是因为公开演讲被捕的。

我想，这应该就是他。

我气喘吁吁地按地址找到了那条名称古怪的小胡同，这条胡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仍是硬邦邦的黑土地面；我迈进了一个古老的小院，同北京无数的小院一样，由于十八年来建筑业处于可以理解、但不可原谅的状况，人们只好“自力更生”

，到处是蘑菇般的自盖小屋；全院起码有七八家人，却仍然只有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

我呼唤着英雄的名字，小西屋的门开了，有声音请我进去。

我一眼就出那不是他。

我面前的小伙子尽管年龄上同他差不多，大约有二十三四岁，相貌却完全不同头发蓬松，鬓角留得很长，穿着颇为讲究但架着一对木拐。

说实话，一开始，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

他显得疏懒和慵倦，完全没有我预先臆测中的那种雄姿英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