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深入灵魂的孤独与宿命,使在创作中的我,一直被阴冷与隐痛所围;那种听凭命运摆布的无奈,使我想嚎叫;底层女性的无知与无助,令我欲痛哭。
我保持高度的清醒与冷静,并且节制,让这股巨大的洪流,从狭窄的通道里,缓慢地、坚定的逼涌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火宅》较之先前创品中放笔横扫的大快朵颐,表现得简单、温和了许多的原因。
基本上不曾回头省思作品,而是扬鞭,继续起程。
一方面固然是时间的因素,另一方面也觉得作品已经发表(出版),便任凭读者批评,进入市场游戏规则。
我固执认为,创作,比创作谈重要;前行,才是目的。
与马共舞,不能同臻佳境,便是两败俱伤。
让语言站起来2002年年初,无数的语言像苍蝇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乱舞,寻找得以释放的途径,它们默默地用触角抵碰,用身体有力地冲撞,它们散乱无章,甚至冲动盲目。
它们需要奔跑。
我走路的时候,脑海里的语言便抖落脚下,踩在堆积的语言上,我感觉它们的弹性,柔韧,有时像海草,有时像石头,有时像松软的泥土。
它们给我不同感觉的快慰。
大概是一个人在陌生城市独处久了,且无人交流的缘故,眼中看到一个人,或一件事,就会像个刚识字时见字就念的孩子,不自觉地开始描述,尤其会去雕刻细节,哪怕是一条皱纹,或者吐痰者的嘴形。
有时即便是一个梦,醒来后也会在脑海里开始叙述,自己觉得那时候思维活跃,妙不可言,大脑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无法控制,于是严重影响了我的睡眠。
我似乎是在生活着,又似乎已经从生活中抽身出来。
我被这种情绪逼迫,开始“小说”
创作。
把“小说”
打上引号,是因为,我的确不知道小说怎么写。
文学刊物我看得少,像看《收获》这样的杂志,也是中学时候的事情,当代小说几乎没有看过。
面对当代文坛,更是一片“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不知今夕何夕的混沌。
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小说,我不得不庆幸与感谢几个优秀的写作朋友,他们有时给我提供创作经验,或者针对我的小说问题具体而谈,使我少走了一些弯路。
记得一位写作的朋友说:“小说的语言要求精确,尤其注意不能用成语,因为这些熟语已经是僵化的老死的,由于我们应用和阅读的惯性,它就成了一个空洞的所指”
。
朋友的话使我在使用语言时警惕起来,记住了“精确”
这个词。
另一位朋友说:“语言千万不能疲软,一定要立起来,不能漏气。”
我想起韩愈在《答李翊书》里曾写过,“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
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韩文的“气”
与“言”
之论,指的是思想道德修养是为文立言的根本。
这位朋友提到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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