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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与长安沦陷（第3页）

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

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

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

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

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

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

。

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

，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

。

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

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

，或“贡献不入于朝廷”

，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

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

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

，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

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

。

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

。

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

，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

，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

，等等。

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

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

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

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

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