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苏轼一样都是十分注重自然和字体之外的功夫,每一个字看上去线条都十分的顺畅。
王巩和苏轼之间的许多交流都是围绕着诗词和字画,双方都对这些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在许多方面的见解都是相同的,因此才有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除此之外,王巩和苏轼之间的友谊也让人们十分的敬佩和羡慕,在平时两个人都喜欢喝酒,在喝酒之后洒脱风流,有时候会一起挥毫泼墨,有时候却只是简单的把酒言欢。
最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经受得住任何磨难的考验,在乌台诗案发生了之后,身为苏轼的好友王巩也遭受了无妄之灾,被朝廷派遣到了僻远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境内)。
可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和苏轼之间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于政治闭口不谈,也对自己的处境没有半点的抱怨,依旧像平时一样交流诗词书画的看法。
王巩和苏轼之间这种患难之交获得了很多人的称赞。
();() 王巩在北宋中后期的历史上,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
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政坛上春风得意,官高爵重,而是因为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气,以及与苏轼兄弟的真挚友情,都为同时代人所钦重。
而且他一生勤于著述,是三槐王氏中唯一有著作流传至今的人。
不过,王巩这位汴京官宦子弟入仕,靠的是恩荫,初时补为校书郎(也就是说。
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
有一天,王巩得了唐朝僧人释僧藏的七张传世真书纸本作品,来求苏轼为其藏本后面来一篇跋文,这种传世的纸本不好得到。
但王巩绝不是凡人,其爷爷王旦,字子明,大名府莘县(今属山东省聊城市莘县)人氏,北宋初年名臣,兵部侍郎王祜之子。
宋理宗时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
。
其外公乃张士逊,字顺之,襄州阴城(今湖北老河口)人。
北宋政治人物、诗人。
官至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赠太师,兼中书令,谥号“文懿”
,仁宗朝曾三次拜相,仁宗优诏拜太傅,进封邓国公(今河南邓县一带)。
所以,大家可知,僧藏纸本的珍贵,之所以把珍贵的东西拿出来让苏轼来题跋,可以知道苏轼在王巩心中的分量了吧。
苏轼题写了跋文后,王巩又取出来一方从他外公处得到(顺走)的一方砚台,也想让苏轼在题写一篇砚文。
不管咋说,从今天略带历史眼光的角度来看,王巩同志还是挺会找人,挺有眼光的,我们不服都不行。
苏轼接过砚台,左看右看,再把王巩上下打量一番。
心里想,这方砚台是一个邓国公(外公)的遗物,而眼前的王巩却是魏国公(爷爷)的一个遗物,两个都是宝贝。
这方砚会使人想起邓国公张士逊的德行与高寿(卒年八十六岁),而看到王巩,又会使人想起魏国公王旦的斐然文采与仁爱品格。
于是,就把这个真实的想法化成了《邓公砚铭》。
说起来,这件事做得还挺有创意的,也属实符合苏轼的文人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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