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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文化革命中的我的爷爷（第2页）

就需要站在高高的台上，接受革命的批判，或者接受革命再教育。

会议只有村里的革命小将参加的时候，“反革命分子”

只需要站在台上，戴着高高的白帽子，弓着腰，低着头，接受批判和教育。

这个是小会！

当公社和县里有革命干部参加会议或大型革命会议的时候，这些“反革命分子”

就需要被双手反剪到背后，用麻绳五花大绑，头戴高高的白帽子跪在台上，接受控诉、教育、和批判。

这些是大会！

后来我们村里有两个县里来的公安干部常驻，督促检查革命工作，其中一个就住在我们那个长院子里，在最里面的第七进。

于是我们村内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关于大会和小会的密集程度，由这两干部和村里的革命干部商量，但基本就是三天一个大会，时间有时是白天，有时是晚上；两天一个小会，一般安排在晚上。

这种频繁密集“参加”

“革命”

会议的经历，让爷爷和他们那群人从最初的愤懑、不平、难过慢慢到后来的麻木。

从年到年几百场“革命会议”

的经历，让有的人坚持不下去了，上半年，我们村里有两个人寻了“自由之路”

，一个跳了村里的井，一个挂了村口老槐树的东南枝。

爷爷偷偷的和他的老伙伴说：“我们不能这么做，这么做了对不起村里的老少爷们，跳了井，井水没法吃了，坑人！

上吊，胆小的人走到树下，也会害怕的，还是坑人！”

“如果是我，我就让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爷爷铿锵有力的话语，后来被传开来。

即使现在过了几十年，再想想，依然都觉得后背凉凉的。

不知道支撑着爷爷坚持的是什么，但是父亲现爷爷呆的时间长了。

年夏天，在炎热的